在文殊坊的一个不太惹人注目的角落里有一堵黑墙，完完整整的刻画着老成都地图。那个时候青羊宫、杜甫草堂、武侯祠还都在成都城外。杜甫有名句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”，说得很分明，武侯祠是在成都城外的。现在的青羊宫热闹异常，当年要是有如此的热闹，恐怕老子也就不会到这里来讲《道德经》的下半部了。现在的草堂周边也早已是繁华、喧嚣之地，当年的草堂要是像如今这般都市化，恐怕诗圣杜甫的屋顶也就不至于被吹走了，他也就不至于百感交集的写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了，当然更可能就成不了诗圣了。

据说在解放之初，成都一共有1600多家茶馆，50年代后期社会巨变，但仍然保留了800多家。按照当时成都市区的面积来看，茶馆密度依然相当之大。即便按照今天的成都市区来计算，如果仍旧有800多家茶馆存在，也必将是极其壮观的。

八仙桌、老藤椅、茶博士、旧相识、龙门阵、搓麻将、下象棋、打扑克，成都人的悠哉游哉真是快要成仙了，怎么不叫人羡慕。茶博士再偶尔卖个“手彩”，来它个仙人过桥、雪花盖顶、金蝉脱壳抑或二龙戏珠。总之招式那叫一个多，这也就是所谓“博”的一方面。

现在的茶馆没这么大数量了，多数也都搬进屋里了。

那么我们不禁要问：老成都在哪里？

终于引出正题了。据说现在的老成都就得数宽窄巷子了。

有报刊报道，在2003年宽窄巷子改造之前，10个成都人里只有1个知道宽巷子和窄巷子；去过的人就更少了，100个人里只有1个人去过。诗人流沙河曾经讲过：“成都人只知道少城，不知道宽窄巷子。”后来，成都老建筑被一片片推倒，成都老街道被一条条改造，原有的市井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。当现代化建设热潮所带来的狂喜迅速退烧后，人们愕然了，才惊诧地发现老建筑和老成都已经快消失殆尽了。

我并不是指责成都的决策者和建设者，也无意于阻挠现代化的巨大履带轧平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。我只是多少有些感慨。每当我想起徐勇早年间拍摄的那些北京胡同的时候，每当我翻看陆元敏二十多年前拍摄的《上海人》的时候，每当我想起南京总统府对面的那个高耸入云的大厦，我都会觉得我们拥有了现代化但失却了生活。

失却后总要回过头来找寻，成都在宽窄巷子找回了往昔。

但是，原本最不起眼的宽窄巷子能承受如此的重任吗？宽巷子、窄巷子和半条井巷子，这两条半巷子承受了原本不应由其担负的使命。使命重大，所以要保护，保护就意味着改造，改造就意味着变成旅游景点，景点吸引游客，游客都是冤大头，冤大头花钱如流水，流水般的银子最终完成了重大使命，虽然使命已经变味。那使命也许在最初的时候就直接指向了白花花的银子，从一开始就是个“阴谋”。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文化保护模式。就像改造后的北京前门大街，请来洋品牌，当然先要高租金吓走传统老字号，把他们一概轰到珠市口。宽窄巷子也如是，商业味、旅游味重了些，原生态就难得一见了。

台湾著名女记者、女性知识分子龙应台曾给巷子里的居民写信，希望不要拆迁，鼓励居民们继续吟诗喝茶、快乐的生活。但改造还是进行了。改造前的住户多已外迁，只有少数留了下来；建筑都被大张旗鼓地改造，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3座。据说之所以要让居民外迁，是出于公平的考虑，为了防止文化变成居民的私人财产。大概只有进了开发商、文化公司的腰包才可以叫公产吧。结果龙应台的信也白写了。然后就再看不到斑驳的青砖灰瓦、长满青苔的石板路、古旧的斜檐、逮猫猫的小孩子。

在宽巷子遇到一群老记，正在制造新闻，他们教一个小姑娘说“成都明天会更美！”小姑娘费了些许力气终于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次TV秀，大家都乐了，我也乐了。

总之，文化、媒体等等等，这一切都要在商业的游戏规则之下，而我们只能幻想着老成都的样子，意淫而已。

但我依旧很爱你，宽窄巷子。

都江堰之劫

我想我不用再介绍都江堰了，大家从小就晓得都江堰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、人类的瑰宝、自然与科技的完美结合。总而言之，溢美之词数不胜数。然而5·12汶川大地震以来，都江堰所遭受的劫难可能是很多人所没有亲见的。

在去都江堰的长途车上，和一位四川大哥聊天。他是都江堰人，对都江堰很有感情。他痛心地告诉我，都江堰上游已经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都江堰，人们反对也没有用，虽然那些水利工程在治水与灌溉方面远比不了都江堰，但它们可以发电，都江堰不能发电……

我沉默了一下，本不想对此发表观点，但我最终还是安慰了他，因为四川的生态环境算是保护的相当不错了，比起珠三角、长三角、苏南模式、山西产煤区，那简直就是天堂了。可以说四川还是保留了天府的风骨的。

他又讲到，这次地震是把都江堰毁的够呛。

这次我真的沉默了……

都江堰可使用

来到都江堰市，在长途车张换乘4路公交车直抵离堆公园门口。4路沿线是都江堰市的繁华地段，然而很多建筑已经歪歪扭扭了，不少建筑已经是底部歪向一边、上部歪向另一边，看了直让人揪心。这样的危房上都贴有一个圆形的红色标志，上面赫然写着“危险”。而尚可使用的房屋则被贴上绿标，上面写着“可使用”。从“可使用”的房屋前走过，发现多数房屋里已经没人了。人们不是在外面住帐篷，就是转移到别处去了。这让人依稀感觉到地震的氛围。

市区街头搭满了帐篷，帐篷多是蓝色和白色，偶尔有军绿色，上面都写着“救灾”的字样。卖家电的、卖手机的、卖冲值卡的、卖衣服的、卖粮食的、卖饮料小吃的、卖土特产的，都在街头帐篷里经营着。对了，还有最重要的保险公司，也都在街头设点，受理客户报案。

来到离堆公园门口，发现公园大门的顶部已经被震掉，但整体还算完好。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入园，原来都江堰景区正在免费开放吸引游客、聚揽人气。

入园后映入眼帘的第一景象就是建筑物的顶部都是灰黑相间的颜色，仔细看过才明白，原来是屋顶的不少瓦片被震得翻了过来，有的瓦片勉强还留在屋顶，杂乱的不成样子，有的则在地震时落到地上，现在已经被从地面上清理干净。

南桥、西街、南街

除了离堆公园其他景点都不开放，鱼嘴、金刚堤、飞沙堰、观澜索桥、花洲栈道都去不了了，通往这些景点的必经之路上都立着“游人止步”的告示牌。连离堆公园里的伏龙观也不开放。只能去遥望一下宝瓶口了。

南桥是目前唯一可以遥望宝瓶口的地方了，但南桥是不是安全还不好说。人们在挡住南桥的一排铁板中抽去一块，然后从桥上通行，不少人还在桥上做些小生意。总体情况显得有点乱。

过了南桥有两条街，一条是江边的西街，一条是通往玉垒山的南街。

西街的很多建筑物已经被震坏，有的整条小巷都被震得狼藉一片，但多数房屋还可以继续使用。不少老人和小孩躺在帐篷里的床上。帐篷外面摆放着方桌与藤椅，有游客也有居民在三五成群的喝茶。茶是必不可少，这就是四川人的性格魅力与生活态度。

逛完西街，再去南街。南街更热闹了。所有商户都到街上摆了小摊，有就地铺张布的、有搭个小帐篷的、有支张折叠床的、有开来拖拉机的、也有开来小皮卡的。南街上有座清真寺，也遭到了损失，一位阿訇站在清真寺门口不知道在张望什么。房管局设立的临时受理点里，人们都在忙碌着，只有一位很漂亮的小妹被选作接待员，独自坐在桌子后面，有些无所事事的样子。我想她是在等待，但又在等什么呢？等居民来报告险情吧，等生活恢复正常，等明天的美好生活。

江上白云浮玉垒，玉垒破碎落凡尘

南街一直通向玉垒山公园，玉垒山上建有供奉李冰父子的二王庙。千万别说你没听说过李冰啊，我非去碰死不可。来到公园门口，发现这里已近变成了临时医院。公园已经是“游人止步”了，说是里边住的都是抢险人员，而二王庙也已经毁损严重。

公园门口的大牌坊上的“玉垒山”、“龙吟”字样依然金光熠熠，但是挂上了“某某政府抗震救灾急救站”的横幅。临时医院由几个大帐篷组成，有一个很大的帐篷分为内科与外科，来看病的人还真不少；旁边一个相对较小的帐篷是药剂科，有几个人在排队取药。游客们来了之后，就只能在公园门口留个影当作纪念。

玉垒山，一座被形容为浮在岷江白云上的美丽仙山，供奉着伟大的李冰父子，如今这般的破碎飘零，好似沦落入凡尘。我在都江堰捐了100元钱，虽然很微薄，但也终归是份心、是份力。

愿都江堰早日重生，四川坚强！

刘公岛·不只是个岛

 清晨乘船登刘公岛，从威海幸福公园出发只要15分钟。曾经有个朋友来了威海，却并没有去刘公岛，我没忍心告诉她那有多么的遗憾。用央视旅游宣传片的话来说，“刘公岛，不只是个岛。”作为北洋水师的基地，刘公岛承载了中国人曾经的辉煌与梦想，也更多的记录了中国人的失败与苦难。

 刘公岛位于黄海与威海湾之间，作为一道坚固的屏障扼守着威海卫。刘公岛两翼和山顶筑有多处炮台，可以全面封锁从黄海进入威海湾的水路。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形势险峻、易守难攻，是一处天然的优秀军港。

 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横行中国的事实，让清政府感到了海军的重要性，逼迫着中国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不得不走向海洋。于是，这支世界第七、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应运而生。然而在日薄西山的清王朝的统治下，古老的中国仍旧是个老态龙钟的农夫形象。就算有朝一日登上了豪华的头等战舰，他也不过还是位种地的庄稼汉。农耕文明毕竟还是农耕文明，不会因为多了那三两家造船厂、四五处海军基地、十几条威猛战舰、千八百号水师官兵就一跃成为哥伦布、麦哲伦或是库克船长。

 英国教官说中国水兵太过斯文、内向，既不喜欢体育运动，也不会大声谈笑。而日本的海军官兵则恰恰相反，他们热爱体育远动，身上充满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。

 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本是地道的陆军将官，先是随太平天国闹革命，后来投降了曾国藩的湘军，再后来又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。陆地上的丁汝昌可谓履立奇功，但让他干海军就多少有些勉为其难。但是李鸿章没办法，谁让丁汝昌是他的亲信呢，除了丁汝昌可能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。而在当时和后世，李鸿章的人事安排都受到了诟病，很多人攻击他任人唯亲。但是这其实也怪不得李鸿章，在那个专制主义被奉为天经地义的时代，也只能任用亲戚、朋友，能够任用那些非亲非故的亲信，就算是相当的任贤用能了。在那个家族本位、亲缘本位的社会里，又怎么可能真正的唯才是举呢。即便在现今的中国也是如此。记得曾经有人举报某个支公司负责人大量任用自家亲戚，结果事情闹到省公司，省公司领导只淡淡的说了句“人家不用自己家人用谁？”李鸿章也一样，说他的淮军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军队，其实更确切的说那就是“李家军”。同样，曾国藩就是“曾家军”，左宗棠就是“左家军”。当然，这种家族军队也无可厚非，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武装力量，譬如杨家将、岳家军，都为人津津乐道。总而言之，中国的特点就是如此，很难出现西班牙国王和哥伦布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，更难以用契约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。农耕文明毕竟是农耕文明，无法在一时间转变为以契约精神为灵魂的商业文明。

 一个本就不是十分懂得海军的丁汝昌就够要命的了，在加上朝中那一班不懂军事却专爱大义凛然、慷慨陈词的主战派，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中国人自古就是有着“外行领导内行”的传统，迂腐文人又极端善于用吐沫星子淹死人。明明无法出战，可非要制造舆论让你出战。你不出战吧，说你逡巡畏义、畏敌不前，甚至是临阵脱逃；出战吧万难取胜，人家又会说你指挥无方、才疏学浅、窃居高位。总之就是人嘴两张皮，咋说咋有理。

 运气和实力有没有关系呢？是不是实力强的人运气往往会更好？至少在黄海海战这件大事件上是这样的，综合实力更强的日本人运气出奇的好。

 黄海海战算是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海战了。丁汝昌亲自指挥了这场惨烈的战斗。没有实战经验的丁汝昌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。丁汝昌定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各舰“须协同动作”。而日本舰队指挥官伊东佑亨则将舰队分为本队与第一游击队，相对比较起来要激动灵活的多。丁汝昌没有事先指定代理旗舰，结果战斗中他乘坐的定远舰中弹失去指挥能力，又没有代理旗舰指挥战斗，结果北洋水师群龙无首、各自为战。

 丁汝昌本想摆出双横队阵型迎击日本舰队，结果由于种种原因，最终在匆忙中摆出了一个松散的人字型阵容。而日本舰队则试图横向从北洋水师面前穿过，凭借第一游击的速度优势绕到北洋水师背后形成包围态势。而且日舰的优势在于侧舷的速射炮。不出伊东佑亨所料，第一游击队果然平安、快速的从北洋水师面前穿过。然而其后的日舰本队却陷入困境。本队六舰火力很弱，船速又慢，根本抵挡不住北洋水师的主炮优势。松散的人字阵型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威力。更让日本人感到制肘的是，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还乘坐在最弱的西京丸上。第一游击队不得不在北洋水师的右前方左转180度，掉头回援本队。眼看日本舰队包围北洋水师的战术意图就将彻底落空，伊东佑亨大胆的调整战术，让本队与第一游击队互换任务，第一游击队改在正面对抗北洋水师，本队则继续前行替代第一游击队去完成包抄任务。

 航速奇快的鱼雷艇福龙号盯上了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，两枚鱼雷与西京丸擦肩而过，第三枚鱼雷更是从西京丸舰体下方穿过，险些命中。桦山资纪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没想到中国水手将鱼雷深度计算错误，致使鱼雷从舰体下方穿过，没有击中目标，桦山资纪侥幸捡了条命。

 西京丸提前撤出战场后，日军终于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包围，北洋海军超勇号被击中沉没，扬威号中弹撤退、途中搁浅。邓世昌的致远危在旦夕，邓世昌决心撞沉吉野，未能成功，沉入大海。见到此情此景，济远号管代方伯谦惊慌失措，慌不择路的逃离战场，逃跑过程中还撞到了搁浅的扬威号。扬威号管代林履中悲愤交加，跳海身亡。接着是广甲号也逃离战场。开展三小时后，北洋水师四舰沉没、两舰逃跑。至此，北洋水师仅剩四舰，与日本舰队九舰殊死相斗。日本舰队本想击沉定远、镇远两舰，但苦于两舰装甲太厚，击沉无望，日舰主动撤出了战场。

 返回刘公岛后，刘步蟾写了份不太真实的海战报告，说是方伯谦逃跑在先，致使阵型大乱败下阵来。结果方伯谦被就地正法，而保住了丁汝昌。不过丁汝昌的胆子也就此被吓破了，不敢出海。

 此后甲午战争的发展形势全面倒向日方，日军海陆合围刘公岛，丁汝昌依旧能死战不降，最终在内有逃亡、外无救兵、突围无望、守岛不成的情况下，在海军公所内吞服鸦片自尽。此后又有人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投降。光绪皇帝盛怒之下，抄没了丁汝昌的家产，流放丁家子孙，三道大铁链锁住丁的棺材并不准下葬。

历史就是这样的波谲云诡。您看看，刘公岛不仅仅是个岛吧？有故事。

成山头·天尽头？天无尽头！

 从威海乘车只需要1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成山头，中国大陆向东伸向大海的最东端，故而历来又有天尽头之称。始皇帝曾经驾临过此地，这里至今尚存全国唯一的始皇庙。据说汉武大帝、则天大圣女皇也都曾驾临过这里。1984年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这里，并欣然题词“敢与邻国邻区比高低”。

 成山头的地理位置如此特殊，又留下了无数历史伟人的足迹，但却是很多人不敢来、不愿来的地方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成山头的这个雅号太不吉利！“天尽头”，多数人会觉得是走到了天边而无路可进了，很多做官的人更是不愿来到这里，他们害怕这不吉利的地名会影响他们成为更高级别的“人民公仆”。

 更糟糕的是胡耀邦在来到“天尽头”之后没几年就下课了，这一国家高层的人事变动仿佛是给那些传言找到了佐证。再想想秦朝天下两代而亡、武帝之后的西汉走上下坡路，就更让人心里犯憷了。我去的时候是周六下午，按说应该是游客正多的时候，但游客确实不算很多。感觉去的人，不是没什么知识的游客，像没头的苍蝇一样；就是像我这样，一不求官、二不求财，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。

 刨除那六七个近年来开发的人工景点，成山头景区还真是不大。沿着一段名为“天涯路”的小路，穿过海滨一丛丛的巨石，就来到了中国大陆向东伸入大海的最东端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胡耀邦的题字“敢与邻国邻区比高低”和始皇帝的巨大铜像。邻区是指南韩吧？那时中韩还没有建交，韩国还被称为南朝鲜。邻国大概是指朝鲜和日本吧。我们现在是不屑于和朝鲜民主义共和国比高低了，而且朝鲜也不屑于和中国这个“修正主义”分子比高低；中日双方还是可以比一比的。在两位大臣的陪同下，始皇帝手指着大海的远方。以始皇帝的堂堂王霸之气，这一指真不知道要镇住海那边的哪一国、哪一“区”。

 就算认定了那些围绕“天尽头”的传言都只是巧合，但还是要感慨历史的高深莫测。胡耀邦的题字还在那里矗立着，但岁月早已过去了二十余年，用毛主席的诗词来讲就是“换了人间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中国历史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以一种极为吊诡的方式展开在世人的面前，让前人跌破眼镜，让时人思量不得，让后人遗忘殆尽。

 再往前走不远就是看到有擎天一柱立在海中，甚是雄伟，此柱之后竟是一派青天蓝海，再看不到陆地，连岛屿也无处寻觅。巨大的天然石柱顶端雕刻着四个雄浑大字“天无尽头”！激动感慨之余多少觉得有些搞笑、戏谑。我以小人之心推测着，可能是为了除却大家对“天尽头”的顾虑、恐惧或是误解，干脆加个“无”字，直接告诉大家来了也无妨，天没有尽头嘛。

 天有没有尽头重要吗？

天有尽头的话，我们来到了尽头，那不就好像到了南极、北极或是登上了珠峰，人生何其壮哉！天如果没有尽头的话，那岂不是更妙，无边无际的天宇，浩荡无垠。